四月十四日,话题“垃圾真的不够烧”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榜,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这一话题源于一家上市公司永兴股份发布的二〇二五年年度报告。作为广东省垃圾焚烧发电领域的领军企业之一,该公司在二〇二五年共掺烧存量垃圾约一百六十万吨。所谓存量垃圾,主要指此前已填埋于垃圾场中的生活垃圾,如今被重新挖掘、筛分后送入焚烧炉进行能源化利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显示,当前全国城镇垃圾焚烧设施中,约百分之五的焚烧炉有半数时间处于闲置状态;部分区域甚至出现多家企业争相调运垃圾的现象。
业内分析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焚烧技术持续进步带来的处理效率提升。截至二〇二四年底,我国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已突破一百一十万吨,约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百分之六十,处理规模超过欧美日三地之和,位居世界首位。
这场被称作“幸福的烦恼”的行业新态势,背后离不开一位八十七岁老人的长期耕耘——杜祥琬。
他早年经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亲自遴选进入科研队伍,全程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与氢弹的研制工作,是国家核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亲历者与贡献者。
曾有人问他:“八十岁了还不退休,转头去研究烧垃圾,值得吗?”他淡然一笑:“核武器为国铸盾,烧垃圾亦是为民守安。”
回望十年前,我国正深陷“垃圾围城”困局。二〇一五年,全国生活垃圾年产量高达二点六亿吨,相当于填满三十七个西湖,三分之二的城市周边被垃圾包围。彼时,垃圾焚烧几乎无人敢碰——因传统焚烧易生成二噁英,其毒性达砒霜的九百倍,被称作“世纪之毒”,可致畸、致癌,公众谈之色变。
杜祥琬将核工业中成熟的流体力学原理与高温燃烧控制技术引入固废处理领域,创新设计出特殊结构炉型,使垃圾在炉内充分翻滚、均匀受热、彻底燃尽。他还立下一条硬性技术标准:烟气必须在一千一百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区稳定停留整整两秒。
正是这关键的两秒钟,实现了对二噁英近乎彻底的热解——分解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去年十二月,深圳启动全国规模最大的存量垃圾山综合治理工程。其六台焚烧炉投入运行后的实测数据显示,二噁英排放浓度最高仅为零点零零四纳克每立方米,远低于欧盟现行标准的零点一纳克每立方米。
正是依托这套源自核工业、严苛如核安全级别的焚烧技术体系,深圳才得以稳妥、高效、安全地推进整座垃圾山的开挖与资源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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