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大学生如何面对日本侵华战争 

由国内著名雕塑家设计的大型群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群雕”日前在江西制作完成。这组群雕由３８尊铸铜雕塑组成，展示了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图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雕塑家吕品昌设计的作品《大刀雄风》。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摄
方军
一个中国大学生在听方军演讲时递上纸条，上面写着：「日本侵华是否推动了中国历史文明进展？我认为是。」
作为打工，应一日本老兵之邀，我利用暑假在札幌市民会馆给7名原侵华日军老兵讲过课。课题分4个单元，上下午共4节课，收入两万日元。这是我唯一的演讲收入，为了这笔收入，我心中至今有个解不开的「结」。
在日本演讲与在中国大学生中演讲有巨大的区别，日本人是真心实意在听。那认真的样子我难以忘怀。
想起「九．一八事变」我的心里就发紧，眼前这些老人中，哪一个的手上没沾过我们同胞的鲜血呀。我在一片笑声中沉下脸来：「知道『九．一八』吗？！中国人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教室里死一样的沉寂。日本老兵们充满沧桑的脸上堆满严肃，像沉重负担下的塑像。他们嘴角使劲地拉下来，使嘴角和鼻角间连出一条条深深的沟壑，像个「八」字。
一个老人打破僵局说：「你刚才自我介绍时说你是北京人呀。」
我说对了，说到「九．一八」时，我就是沉阳人；说到「南京大屠杀」时我就是南京人；说到「卢沟桥事变」时我就是北京人。总之，我是中国人。这是我唯一一次「打工演讲」，是收取了报酬的演讲。
「去大学演讲」使我感觉到沉重、尴尬、无奈和彷徨起来
回国后我写了本书《我认识的鬼子兵》，正版发行量很大，盗版量更大，后来又被改编为话剧和电影，我不期然成了一个小小的新闻人物。
于是，「演讲」彷佛成了一个「朋友」时常敲敲我的破门，令我这个小人物去了不少大学演讲。在领略酸甜苦辣的同时，我在「南京大屠杀」60周年的日子里，和CCTV主持人方宏进在《东方时空》对话；在大连、沈阳、北京、四川、香港等地与读者见面，在当地电台、电视台与听众对话。渐渐地，唯有「去大学演讲」使我感觉到沉重、尴尬、无奈和彷徨起来。
我发现不少中国的大学生对演讲的心理状态不是「要听」，而是为了寻开心，因为演讲者毕竟生存在与他们大相径庭的精神世界里。演讲时当众给演讲者提一些怪问题，让演讲者尴尬，下不来台。或者当众质问，表现出当代「幸运儿」的豪迈气概。青春期在公众场合向异性显示「力量」，这也是自然的本能，无可厚非。但是，面对中国的屈辱历史，个别大学生竟然能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说出许多奇谈怪论来，让我瞠目结舌。
比方，一所大学的学生给我递上来的纸条，有很多我就回答不了：
「我听说一位大连人曾认为如果由日本人来治理大连，肯定比中国政府治理得好，对此你怎么看？！」
「日本侵华是否推动了中国历史文明进展？我觉得是。」
「您是否觉得你的作品被政府当局利用了？」
还有一所重点大学，一个男同学认为「侵华战争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还毫无顾忌地给我留下呼机号。
一个很漂亮的女同学说，中国观众看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时不该鼓掌，原因是「俗气」。这个发言，让我和一起演讲的汪遵熹导演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在北京教育学院演讲时气氛最融洽，原因很简单，那里的「学生」不但都是成年人，而且，他们是从大学和高中来进修某项学科的在职老师。所以，他们有健全的历史感。
在沈阳市的一所大学最让人尴尬，我没讲5分钟好几百人就开始坐卧不宁，问其原因，众口一词：「我们等着跳舞呢。」于是，我明智地「就坡下驴」说：干脆！咱们一起跳迪斯科！
那一刻，我的心在流血。
沈阳的这所大学学生怎么能忘了「九．一八」呢？他们起码应该忍受15分钟之后再去迪斯科吧。这件事，我现在还无法不「耿耿于怀」。
更有甚者，在我演讲时一位上海籍学生向我提问：
「关于日本国侵华战争所犯罪行的问题，日本向中国谢罪又怎么样？不谢罪又怎么样？谢罪的话，我们能得到什么？」
他的意思显然是谢不谢罪都没关系。
据说这位学生还有一套理论，他的理论是：「好比我和张三打架，被张三抡圆了给了我三个大嘴巴。我能天天追着他的屁股让他向我道歉吗？」
上海籍学生提问之后，举座沉默。
这时一名叫陈一的女学生告诉他：「我们得到的是尊严！」
她的话立刻被掌声淹没了。谁说今天没有赵一曼？谁说今天没有八女投江？谁说今天的人们除了钱什么都不关心？谁说今天的中国青年们不关心历史上的耻辱？谁说谢不谢罪中国人无所谓？！陈一的发言就是中国人民的心声，如雷的掌声就是当代大学生们的坚定态度。
可那个上海籍学生还要和我辩论，他要我的「伊妹儿」，跟我没完。我很想和这个学生打架，给他当众来个大背胯。但是，这个办法毕竟很粗野。我最终还是决定要说服他。
我远在成都的朋友，收藏家樊建川先生托人送来一本叫《「八．一三」日记》的收藏品，我准备把它整理出来在上海《文汇报》上连载。然后把连载的《文汇报》送给这位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上海籍男生。他可以关心怎么赚钱，也可以关心具体得到什么实惠，但是他不应该忘记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在他家门口犯下的滔天罪行。
这本日记起止于1937年8月12日－－9月11日，共记31天。日记的记述者叫张德治，当时就职于上海长城唱片公司。淞沪抗战爆发的前一天（即1937年8月12日），作者目睹形势，以一个中国人的直觉，自忖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自己有责任记录这一段历史，便在日记中写到「虹桥事变发生后，沪上情势步步紧张，数日内战事势必爆发，择今日起将新闻战况载于册中，俾留纪念。」
作者在8月12日的日记中写到「今晨九时一刻，因有日军三十余人进攻八字桥，发生冲突，枪声密似连珠，即被我军奋勇击退。」在这段文字之上眉批四字－－「沪战爆发」。区区四个字，令人触目惊心！
8月23日，「炸弹落于日升楼，坠落地点四度路，路口交通警亭附近，轰然一声，全市震动，满街血肉横飞，遍地陈尸，惨不忍睹，在此遇难者四五百人。」
8月31日，「我军在罗店镇屡得屡失达六七次，此数昼夜之冲锋、肉搏，分左、中、右三次包围，使得完全克复。」
……
我不相信这本日记对那位上海籍学生会毫无触动。《中国新闻社》